“一代正宗”王士禛的三大癖好
包泉敏
王士禛（1634—1711），字子真，号阮亭，自号渔洋山人，清初诗坛领袖，独创“神韵说”，有诗坛“一代正宗”之誉，一生笔耕不辍，著述等身，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。为官清廉，累官至刑部尚书，深得康熙皇帝赏识和信任，被誉为“一代廉吏”。王士禛以官德立声，以文章立名，被后人誉为“有清一代集诗人、学者、名臣于一身的文化伟人”。
王渔洋像
健康而富有情趣的兴趣爱好，可颐养情志，令人身心愉悦，使生活丰富多彩。正如渔洋先生所云：“为诗须要多读书，以养其气；多历名山大川，以扩其眼界；宜多亲名师益友，以充其识见。”终其一生，王士禛一直就在践行着上述主张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致力于文学创作、游历山水、增长见识，形成了一生的几大癖好，如山水癖、嗜书癖、结社唱和癖。这三大癖好伴随着他走过了千山万水，留下了华彩诗篇，最终成就了王士禛的风流蕴藉、醇和雅正以及“诗坛领袖”“文坛盟主”的精彩人生。
一、山水癖
寄情山水的雅趣是文人士大夫普遍的文化风尚，王士禛也不例外。他曾自云有山水癖，《居易录》云：“予自少癖好山水，尝忆古人身到处莫放过之言，故在扬州日，于金陵京口梁溪姑苏诸名胜皆于簿书朝会中不废登临，而公事亦无濡滞者。”要说王士禛的运气也真好，中国的东西南北，各有名的区域大多去过。他生长在山东，幼时曾避兵长白，青年至扬州做官，一住五年，下金陵、过京口、游苏州、泛太湖，历尽江南名胜古迹，畅游大好河山，酣畅淋漓。有时诗兴大发，竟然会涉险登临，如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，他到金陵充江南乡试同考官，在渡江时，正值雨后薄暮，江涛喷涌，他命随从持火炬登上采石矾，题数诗于壁，接着从容归去。第二天其诗便传遍金陵城，和者甚众。清人郑为光（1629—1665）《扬州司理王公政绩碑记》载其“喜登临，自金陵吴会京口，上下数百里，山巅水湄，空青碧霭中，往往多题字焉。”离开扬州之后，在京师做官近40年，其间奉命典四川乡试、祭告南海、西镇、江渎，“遍游秦晋洛蜀闽越江楚间，所至访其贤豪，考其风土，遇佳山水必登临，融恽荟萃，一发之于诗”。所到之处必登临，“凡登望必有诗”，诗作之富，几乎冠绝古今。据统计，王士稹一生诗作4000余首，而其中佳作名篇多“得江山之助”。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王士稹的山水癖产生了巨大的名人效应。有些山水经他游历之后身价倍增，如济南大明湖畔的秋柳园，因王士稹所作秋柳四章而闻名天下；西湖景区中的红桥，因当年王士稹与诗友的二次游历与唱和而名扬天下；太湖沿岸的渔洋山原本是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，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渔洋见之，因爱其“秀峙无所附丽”，便取为自号“渔洋山人”。渔洋山本来无名，但经渔洋取之为号之后，便为世人瞩目，如今已经成为太湖之滨的风景名胜，渔洋山国家旅游度假区被誉为“太湖第一美景”，渔洋山上的渔洋阁被称为“江南第一阁”，今人有“不登渔洋山，不算到江南”之说。王士稹写成《南海集》之后，其门人金居敬请读，并由衷感慨到：“诗固欲得江山之助，而山水亦欲得诗人之助……今南海山水乃得藉先生之秀句而益奇，不独祝融（南海神）拜册命之荣，而山灵亦幸先生之至矣！”
济南秋柳园
而有的地方，竟因未经渔洋游历而成为憾事，如清代学者张宗柟（1704—1765，浙江海盐人）云：“按山人宦辙所经类多题咏，吾浙岩壑奇秀，筇屐杳然，窃为山灵憾尔。读自撰年谱，知山人随方伯之任时才四岁，后不复至。”他竟因为渔洋未到浙江，而为“山灵抱憾”，由此可见渔洋之诗虽得江山之助，而江山亦因渔洋之诗而增色了。
二、嗜书癖
王士稹的另一大癖好是嗜书成癖，从垂髫小儿到古稀老翁，书一直伴随着他，走过人生四季，走过山山水水。王士稹嗜书，主要体现在读书、藏书和著书三个方面。
王士稹喜欢读书。《王士稹事迹征略》记载：“渔洋八岁有神通之目，肄业之暇，私取《文选》、唐诗诵之。久之，学为五七字韵语。时西樵为诸生，嗜为诗。见公诗，甚喜，取刘一相编《唐诗宿》中王维、孟浩然、常建、王昌龄、刘眘（同慎）虚、韦应物、柳宗元数家诗。使手抄之。”《分甘余话》云：“余自幼小，凡博弈诸戏，一无所好，唯嗜读书，虽官户部侍郎、刑部尚书最繁剧之地，下值亦手不释卷也。自甲申归田六年矣！目力益昏，始悔少壮之过用其力，然老矣，终亦不能废书也。”老眼昏花之际仍旧坚持刻苦读书，可见王士禛读书成癖的境界，是一般人所不能比的。
王士禛不但读文史书，也读书家诗歌、名帖，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，如《送家兄礼吉归济南诗》曰“垂虹秋色一千里”；《题顾茂伦〈雪滩钓叟图〉诗》曰“垂虹秋色东南好，雨笠烟蓑送此生”。正因此，在长达七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，毛笔一直伴随其左右，故其书法技巧娴熟，神采奕奕。他留下的诗稿、文稿既是宝贵的文学遗产，也是精美的书法作品。
王士禛一生著述颇丰，对他来说，著书是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。他一生读书无数，笔耕不辍，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，2007年由齐鲁书社出版的《王士禛全集》达340万字，其中仅诗就收录了4000余首，其他如杂著、笔记、小说、散文等均有涉猎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王士禛晚年仍“闭户著书，不以一字通朝贵，门无杂宾”，72岁高龄时写成笔记著作《香祖笔记》；75岁时，精选七卷编成《唐人万首绝句选》；76岁时完成《古夫于亭杂录》和《分甘余话》两部著作。在《分甘余话》自序中，他说：“仆生逢圣世，仕宦五十载，叨时时冒尚书，年逾七袠。迩来作息田间，又六载矣。虽耳聋目眊，犹不废书，有所闻见，辄复掌录，题曰：《分甘余话》，庶使子孙辈知老人晚年所乐在此尔……”字里行间充溢着勤于著述至老不辍的治学态度和精神。而且，临终前强忍病痛折磨，“在病中置各集于枕旁”，将自己生平诗文共92卷编订成《带经堂集》，虽未及见此集问世，但终是了却了一个夙愿。作为一位古稀老人，在理应含饴弄孙、尽享天伦之际，依然勤于著述，可见渔洋老人对于著书的热情之高。而作为一位多产作家，王士禛的著作不仅生前多有刊刻，身后也被多次刊刻，据统计，其著述仅收入《四库全书》的就有11种，列入《四库全书存目》有25种。
王士禛也喜欢藏书，《居易录》云：“予家自太仆司徒二公发祥，然藏书尚少，致司马方伯二公，藏书颇具矣！乱后尽毁兵火。予兄弟宦游南北，稍复收辑。康熙乙巳，自扬州归，惟图书数十箧而已。官都下二十余载矣！俸钱之入，尽以买书。”“池北书库”是王士禛在其老家所居宅第构筑的藏书之所。其在《池北偶谈·序》中云：“予所居先人之敝庐，西为小圃，有池焉，老屋数椽在其北。余宦游三十余年无长物，唯书数千卷庋其中，辄取乐天‘池北书库’之名名之。”据载，朱彝尊督学山东期间，曾亲自从王氏后人处得到一份《池北书目》，凡著录469种，附碑目69种。虽非全部，但也相当可观了。王士禛亦在其《蚕尾集》卷九自述：“予游宦三十年，不能以籝金遗子孙，唯嗜书之癖老而不衰。每闻士大夫有一秘本，辄借钞其副。市肆逢善本，往往典衣购之。今予池北书库所藏，虽不敢望四部七录之万一，然亦可以娱吾之老而忘吾之贫。”
据诸城人刘喜海《渔洋山人池北书库藏书目》载，“国初新城王阮亭尚书池北书库藏庋之富，甲于山左，且以载书一图更传为美谈。”所谓“载书一图”，指的是康熙四十年（1701）五月，在刑部尚书任上、时年68岁的王士禛请假回故里迁葬，出都门时，最显眼的行李是数车图书，前往送行的诸门人感叹不已，当时的肖像国手禹之鼎因之绘《载书图》以纪其盛。
王士禛居京期间常去“淘书”。据说，其居京时，某士人数谒之而不获一见，便请教于其同僚兼诗友徐乾学，徐笑谓之曰：此易耳，但值每月三五，于慈仁寺书摊候之，必相见矣！世人如其言，果见渔洋。凡遇好书必将其收入囊中而后快，也会因错过好书而痛苦。王士禛有一次就因为错过了自己钟爱的好书而大病一场，《居易录》载：“尝冬日过慈仁寺，见孔安国尚书大传、朱子三礼经传通解、荀悦袁宏汉纪，欲购之，异日侵晨往索，已为他人所有，归来怊怅不可释，病卧旬日始起。古称书淫书癖，未知视予何如？自知玩物丧志故是一病，不能改也。”爱书到如此境界，也算是旷古奇闻了。
三、结社唱和癖
以上两种癖好是渔洋自己说过的，另外他还有一个种嗜好，渔洋虽未说出，而实际占其生活的大部分，且为其诗坛盟主地位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即结社唱和。
文友唱和，本来是诗人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环，而最能融合自然与人文之美的，则是文人修禊之雅集。自古以来文人雅集都是颇受欢迎的文学活动之一，王士禛也颇是喜爱。通览王士禛一生，比较重要的结社唱和活动一共有四次。第一次值得纪念的结社唱和活动是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八月，当年24岁的王士禛游历下，集诸名士于大明湖，举秋柳诗社，渔洋当场赋秋柳四章，一时传遍四方，大江南北和者数百人，于是渔洋诗名雀起，之后便与汪琬、程可则、彭孙遹等人订交唱和。此次唱和为王士禛日后诗名的传播奠定了重要基础。
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至康熙四年（1665），王士禛任扬州推官，五年期间，曾组织参加的重大修禊活动有三次，两次在扬州红桥，一次在如皋冒辟疆的水绘园。特别是红桥修禊，更是为古城扬州增添了浓浓的文化色彩。第一次红桥修禊是在康熙元年（1662）春天，王士禛与杜濬、张扬重、邱象随等诸名士修禊红桥，有《红桥唱和集》，王士禛亲撰《红桥游记》，且作《浣溪沙》三首，有名句“绿扬城郭是扬州”，和者多人，江南北颇流传之，甚至有人为之绘为图画。红桥在扬州本来不甚有名，经此次大会之后，声名大著，过扬州者，每每要问红桥在哪里。第二次红桥修禊是在康熙三年（1664）春，王士禛与杜濬、张纲孙、孙枝蔚诸名士修禊红桥，有《冶春绝句》十二首，诸君皆和。当时王士禛年少才茂，英气勃发，诗思横溢，在这种场合显然大出风头，故陈其年有“两行小吏艳神仙，争羡君侯断肠句”之咏。第三次修禊活动在康熙四年，当时渔洋有事至如皋县，乃与邵潜、陈维崧、许嗣隆诸名士修禊冒辟疆之水绘，分体赋诗。渔洋成七言古诗十章，甚有豪兴，故杜濬称之为：“酒酣落笔摇五岳，诗成笑微凌沧州”。司理扬州期间，渔洋身边文士辐辏，弦诗角酒无虚日，或正因此，这段“文章江左，烟月扬州，人海花场，比肩接迹”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，直至晚年还津津乐道。
康熙四年（1665）王士禛离开扬州，居京为官，时执掌京师诗坛的是礼部尚书龚定孳，其他诗人如宋琬、施润章等人亦在，王士禛偕其兄士禄与他们朝夕过从，相与“文酒诗会”。其本性爱交结，遂与诸多文朋诗友想到来往，公事之余诗酒唱酬，娟素横飞，在京城诗坛十分活跃。王士禛在回答诗友汪琬时曾说：“长安车马喧闹，若无吾一二孤寂者点缀期间，便成缺陷”，言外之意，诗酒唱和已然成为王士禛及其文友公务之余的重要生活点缀，不可或缺。频繁有趣的诗酒唱和活动，既丰富了王士禛业余生活，又为其出众才华提供了平台，更为日后得到康熙皇帝认拔埋下契机。
王士禛曾经说过：“为诗须要多读书，以养其气；多历名山大川，以扩其眼界；宜多亲名师益友，以充其识见。”的确，纵观王士禛这三大癖好，归根结底都围绕着一个中心，即文学创作。正是因为王士禛心无旁骛，专心致志于诗文创作，将来自山水登临、结社唱和以及读书藏书的灵感全部融入到诗文的创作中去，才取得了如此丰硕的文学成果，赢得了“一代诗宗”之誉，为后人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述。
纵观王士禛一生，为政，严格恪守“清慎勤”；为官以廉，颇有政声；为文，著述浩繁，独创“神韵说”，有“诗坛领袖”“一代正宗”之誉，可谓诗增政声、政促诗誉。王士禛从政45年，却并没有因自己强烈的兴趣爱好而耽误工作，而是将恪守职责与兴趣爱好完美地结合起来，成为后世公认的“有清一代集名臣、学者、诗人于一身的文化伟人”。可以说，王士禛是一位能够非常好地处理工作与兴趣爱好关系的楷模，这点，对于当代人来说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借鉴，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。
来源：《淄博史志》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