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庆未央湖学校 田源
2007年夏天，我背着行囊来到延安河庄坪镇。长庆七中就坐落在油田家属区内，教学楼窗明几净，操场平整，实验室里甚至有当年算得上“先进”的滴定管和天平——石油系统的子弟学校，条件比我想象中好得多。只是，好的硬件弥补不了新教师的青涩。
第一堂化学课，我照着大学教材的范式讲“物质的量”，板书工工整整，推导一丝不苟，可学生们眼神涣散，后排两个男孩已经开始传纸条。课后有个女孩怯生生地问：“老师，摩尔到底是什么？能摸到吗？”我愣住了——教育学原理告诉我“要从已知到未知”，可我只记得课本上的定义，却忘了孩子们的“已知”是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，是冲奶粉时舀的那一勺、是烧水时壶嘴冒出的白气，而不是抽象的摩尔概念。
那一刻我才真切地意识到，大学里背得滚瓜烂熟的教育理论，在真实的课堂面前需要“翻译”。我开始疯狂阅读：苏霍姆林斯基的《给教师的建议》被我翻得脱了线，书页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批注；《教育心理学》里关于“前概念”的章节反复读了三遍，终于明白学生为什么总把“催化剂”误解为“不参与反应”——因为他们生活中“催化”这个词带着“推动但不沾手”的直觉。陶行知说“生活即教育”，我试着把化学拉进他们的日常：讲溶液的浓度时举冲奶粉的例子，讲酸碱中和时联系厨房里的小苏打和白醋。孩子们的眼睛慢慢亮了起来，那个问“摩尔能摸到吗”的女孩，后来在作业本上写道：“老师，摩尔就像称米的‘两’，看不见但算得清。”
那五年，我的床头柜从一本书变成两摞书。除了教育经典，我开始啃学科教学专著——《化学教育中的情境创设》《中学化学迷思概念研究》《探究式学习在理科课堂的应用》。每读一本就试着在下一节课里“实验”一个新点子。有一次读到建构主义理论，第二天就把“质量守恒定律”设计成小组探究，课堂活了但也“乱”了，有个小组差点把酒精灯打翻。我在教研记录里写下：“理论是地图，课堂是实地，地图必须根据地形调整。”那些年，长庆七中的化学组年轻老师不多，但是和我一起到长庆七中上班的其他学科年轻人还有七八个多，我们喜欢分享读书心得，老教师则用几十年的经验帮我们“落地”——窦老师常说：“你们看的那些洋理论，得用咱们孩子能听懂说出来。”于是《给教师的建议》里那条“用惊奇激发求知欲”，被我改成“同学们，猜猜把鸡蛋泡在白醋里会发生什么？”孩子们果然瞪圆了眼睛。
五年后，因中心学校布局调整，我调入长庆未央湖学校。如果说河庄坪的五年是“野蛮生长”，未央湖则是“精耕细作”——学校的教师专业培养体系像一架梯子，老校长给学校老师们分享的书目让我眼界大开。推荐的《第56号教室的奇迹》，雷夫老师用信任取代恐惧的做法，让我反思自己是否过于依赖课堂纪律的“威慑”；分享的《窗边的小豆豆》，小林校长那句“你真是个好孩子”，让我重新审视班上那个总在实验课上“捣鼓”自己装置的孩子——他或许不是调皮，而是另一种探究欲。我试着让那个男孩当“实验器材管理员”，他干得一丝不苟，期末成绩从及格线跃升到优秀。那段时间我成了“案例收集狂”，从《班主任工作漫谈》到《优秀是教出来的》，从李镇西的班级叙事到魏书生的管理艺术，书桌上每一本都被各种颜色的标签贴满。
2017年，我进入学校管理层，从部门主任到副校长，再到校长，阅读的版图随之急剧扩展。如果说以前读书是为了“上好一节课”“管好一个班”，走上管理岗位后，阅读是为了“带好一所学校”。德鲁克的《卓有成效的管理者》教会我如何有效决策，彼得·圣吉的《第五项修炼》让我理解学习型组织的构建逻辑，李希贵的《学校转型》则让我看到了基础教育改革的可能路径。每一本书都像一位“隐形导师”，在我面对教师队伍建设、课程体系重构、校园文化营造等复杂问题时，给出不同角度的启发。管理一所学校和教好一个班级，底层逻辑是相通的——都是“看见人、激发人、成就人”，只不过视角从几十个学生扩展到几十位老师和上千个家庭。
管理类书籍之外，人物传记给了我另一种滋养。读《武则天传》，一个女性在权力最顶层的生存智慧让我心生敬意，她“以铜为镜、以史为镜、以人为镜”的格局，让我时时提醒自己做校长要有“照镜子”的习惯，照见自己的局限、照见团队的长处；读《达·芬奇传》，惊叹于一个人如何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自由穿行，那种跨界思维让我反思——作为化学老师出身的校长，是不是太容易被“理科思维”框住？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学校的艺术教育、人文课程，让校园不只有公式和分数，还有色彩和诗意。
我也沉迷于各种充满年代感的小说。读严歌苓的小说集，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浮沉的小人物，那些被时代裹挟却始终不失尊严的生命，让我对“人”的理解变得复杂而慈悲——做了校长之后，面对形形色色的教师和家长，这份理解力成了我最柔软也最坚韧的铠甲。读莫言的小说集，高密东北乡那片热土上蓬勃的生命力，让我想起陕北高原上同样倔强生长的孩子们，文学的魔力就在于，它让你在别人的故事里流自己的泪，接着带着泪水擦亮眼睛，重新看见身边人的光芒。读刘震云的小说，那些绕来绕去的人情世故里藏着最朴素的生活哲学，《一句顶一万句》里“说得上话”四个字，竟成了我后来与教师谈心谈话时最在意的事情——能不能让他们觉得“跟校长说得上话”。读马伯庸的小说，在《长安十二时辰》的紧张节奏里读出了“系统性思维”，在《显微镜下的大明》的微小切口里看见了宏大叙事背后的草蛇灰线，这些看似与教育无关的阅读，最终都化作了我处理学校事务时的一种直觉——既要能钻进去看细节，又要能跳出来看全局。
作为两个女儿的母亲，亲子阅读是我生活中另一条温暖的主线。大女儿还小时，我抱着她读《猜猜我有多爱你》，她的小手抓着书页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；小女儿加入后，家里的阅读角从一张垫子扩展成整面墙的书架。从带拼音的《安徒生童话》到纯文字的《草房子》，从学校“小书虫”活动推荐的必读书目到她们自己挑的小说，我们发明了“碎片阅读法”——等车的五分钟读一个段落，饭后的十分钟轮流讲故事，周末的下午各自占据沙发一角，只听得见翻书的沙沙声。
在育儿阅读上，尹建莉的《好妈妈胜过好老师》是我的启蒙书，书中“最美的教育最简单”这句话，让我在焦虑时反复默念。而刘称莲的三本系列——《陪孩子走过小学六年》《陪孩子走过初中三年》《陪孩子走过高中六年》。则像一份“育儿地图”，每到一个阶段我就翻出对应的一本，看看前方可能遇到什么风景和沟坎。我读这些书时，会把自己的感悟讲给女儿们听；她们读儿童文学时，也会迫不及待地把精彩片段分享给我。阅读让我们既是母女，也是书友。专业阅读和亲子阅读，就这样在“培养人”这个主题上奇妙地汇合了——读过的每一本育儿书，都在帮助我更好地理解班上孩子的家长；每一个与女儿共读的夜晚，都在提醒我：教育，归根到底是关于“人”的事业。
回望这十八年，从河庄坪到未央湖，从化学实验台到校长办公室，从讲台到书桌再到女儿们的床头，阅读始终如影随形。读书阅己——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文字里看见自己的不足，在《邓小平传》里反省自己的格局，在严歌苓笔下的小人物身上照见自己的悲欢；读书悦己——深夜台灯下与大师对话的孤独与丰盈，与女儿共读时笑作一团的温暖与甜蜜，在小说里跟随人物命运起伏的沉醉；读书越己——每一本翻过的书都是一级台阶，让那个照着教材念“摩尔”的新兵蛋蛋，一步步走到今天能站在全校师生面前从容致辞的校长，也让那个抱着布书念“小兔子”的新手妈妈，成长为能和女儿讨论小说情节的母亲。
如今，我依然每天在办公桌上留一本“正在读”的书。书还是一本一本地读，日子一天一天地过，而我，在一页一页的翻动中，不断成为更好的自己——这就是我的阅读故事。故事还在继续，下一本书，正安静地躺在案头，等待被翻开。
本文作者：田源
作者简介：田源，本科学历，教育硕士，共产党员，现为长庆未央湖学校校长。工作以来多次荣获中心级“优秀教师”“中心优秀教育工作者”荣誉称号。先后被评为“陕西省教学新秀”“中心教学新秀”“中心教学能手”“未央区教学能手”等称号。积极参加省市区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比赛并多次获奖，在担任学校管理工作的同时兼负初三毕业年级的教学任务，所带班级中考成绩突出。在学校管理工作中尽职尽责，始终以卓越的领导力和前瞻性的教育理念，引领学校迈上新台阶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