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师节前两天，有人问我：教了四十多年的语文，最难忘的事有哪些？我想来想去，给学生作文写评语，应该是最难忘的事之一。
我给学生作文写的评语，不是“主题较鲜明，条理欠清晰”那种，而是在他们的作文本、周记本、生活札记、读书札记、随堂小练笔甚至试卷上跟学生谈心。学生写三言两语，我就写一页，他要是写一页，那有可能收到我的三四页，当然我的笔粗字大。
有同事说我费笔费墨也费力气——因为学生只关心分数。可我自己知道，这是我当语文老师最享受、最踏实的方式之一。因为那个分数、等级，那个勾勾叉叉，不足以表达我要跟“这篇文章”“这本书”“这个人”说。我得用在本子上书写的方式见面、说话、交心。
我还有个旁人觉得奇怪的习惯——直到现在，我平时写笔记、打草稿、随手记东西，几乎全都用红笔，除了正式回信和签名。这应该是几十年给学生批作文、写评语落下的职业病吧。这支红笔，是我跟学生交流的方式。
三十多年前，我在广西柳城中学教书。班里有个姓邓的男生当班长（后来考上暨南大学），他在周记里悄悄写道：他想组织全班参加合唱比赛，可自己又不会唱歌，心里没底，怕搞砸。我用红笔在他本子上写道：“这个想法好，我们一起想办法。”
他真的来找我。我说我不会唱歌，你也不会，但我们可以找会的人。我让他去请教地理老师李老师帮忙指点，合唱比赛上唱了《保卫黄河》，拿了第一名。后来他再提起这件事，说那一页红字，他一直记得。我们也成了师友。（这个学生有很多故事，有机会我再说说）
我也知道：评语能做的事，远比一个分数，一个勾叉多得多。
后来我来到华南师范大学附中，有位姓王的男生爱读书（后来上了中大），读了很多加缪的书，思想很深很玄，但字里行间总带着一种虚无感，看着让人心疼。
我没有讲大道理，也没有劝他别乱想。我在他的读书札记后面，跟着他的思路往下写，写我对加缪的理解，写荒诞，写反抗，写我自己年轻时的困惑。他看了，又接着写，我再接着回。一来一往，本子成了我们聊天的地方。后来慢慢变成办公室里的长谈，课室小阳台上的聊天。说实在的，那时候我对加缪也不熟。为了接住他的心事，我这才去重读。说到这，我还是特别感念华师附中那个有小阳台的课室，感谢那位姓王的同学，想起他瘦瘦高高的样子，想起他超标了的满头卷发。
我2021年带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里，有一位揭阳来的姓陈的男生，现在在清华读博。从揭阳考到华附创新班，高一刚到时人生地不熟，陈同学心里迷茫、孤单、压力大，都写在生活札记里。我当时教他们班的语文课，在他的本子上回复他，谈学习，谈心态，也谈自己的困境。从本子上的文字，到课间几句闲聊，到晚自习在小阳台上的长谈（是的，当下我的确在想念那个有开放小阳台的课室），到高考作文上关于青年责任与担当，个人发展与民族复兴，高考语文的思想、思维、逻辑、语言等等。这样我们慢慢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交。前段时间给他打了个电话，他正在揭阳陪生病的爷爷，我当时一直说他“好乖好乖”，前些天网上最热话题是《给阿嬷的情书》，我即时就联想起他，他是最“潮汕”的仔。
我一直觉得，写评语，是语文老师最特别、最本分的一种方式。是语文老师和其他学科老师最主要的区别之一。数学讲对错，物理讲原理。一个孩子心里想什么、困惑什么、在乎什么、痛什么，语文老师能用文字接住。
那支红笔，写的是：我看到你了，我听到你了，我读懂你了，我愿意听你说，我也愿意说给你听，写给你看……
这就是语文最本真的样子。
• （作者系正高级教师、特级教师，原华师附中语文教师，广州市华德高级学术副校长）
黄德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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